中国足球改革四周年：红利与困惑并存，国字号喜忧参半

文丨新华网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15年3月发布。

四年多过去，改革红利开始显现：关心足球的人越来越多，足球人口规模和结构有所改善，足球管理专业化水平逐渐提高，资金投入、场地建设、师资配置、制度保障等瓶颈有所突破，职业联赛关注度创新高。

但与此同时，足球界仍存在一些新老困惑：改革并未完全按照《方案》推进，“多头管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对足球发展理念和路径尚未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足球界尚未得到较好体现。

红利初显：管办初步分离

2016年2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社团法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成为历史。长期以来，政社、管办不分一直是足协管理饱受诟病的顽疾，由此形成的“外行领导内行”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阻力。

而“脱钩”后的中国足协，管理体制初步理顺，按照《方案》在行业规划、机构设置、人员聘用、薪酬体系、外事出访、财务和市场开发等方面都有自主权，有望向着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管理模式稳步迈进。

地方足协改革启动，广州足协率先响应。中国足协完善会员协会体系建设，指导推动地方足协“调整改革、坚强组织”，实施“突破计划”，通过资金和政策扶持，促进会员协会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和业务发展体系。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确定江苏、浙江、四川、武汉、成都、大连三省三市为足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各地足协通过事权调整、组织建设和资源整合等举措，带动了地方足球发展。

国字号喜忧参半

加强国家队复合型团队建设，选聘优秀专业人才担任国家队训练总监，组建高水平的体能、科研、技术分析、医疗康复等团队，提升训练保障专业化水平。加强国家队管理和作风建设，引导国家队队员牢固树立为国家荣誉而战的拼搏精神。

大力发展女足运动，实施 “铿锵玫瑰再绽放计划”，从组织管理、国家队、青训、竞赛、教练员培养、激励保障、宣传推广七个方面加大对女足扶持力度，构建女超、女甲、女乙三级联赛体系，将建设女足队伍纳入2020年中超联赛俱乐部准入标准，借助社会力量设立为期十年的女足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女足的投入保障力度。女足发展环境和队员待遇有了较大改善。

不过，少赛一场的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中与小组第一叙利亚差了8分，再加上主帅里皮突然辞职，国足晋级12强赛虽希望较大，但仍存隐患。国奥队将于明年迎来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分组形势不利，获得奥运资格前景堪忧。U19国青队时隔25年无缘亚青赛正赛。

女足国家队在2015年女足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上进入八强，2018年时隔16年再次进入亚运会决赛并获得亚军，在2019年女足世界杯上进入十六强，在即将到来的奥运预选赛上同样面临较大晋级难度。

联赛影响力提升

2016年1月10日起，中国足协不再批准俱乐部跨省市转让。“扎下根”的俱乐部有助于足球文化的培育、打造中国俱乐部的“百年老店”。

实施引援调节和俱乐部投入帽、球员工资帽、奖金帽等财务公平政策，严厉查处 “阴阳合同”，促进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超、中甲联赛全面启用视频助理裁判（VAR），实行职业裁判制度。

联赛影响力提升，2019赛季中超联赛现场观赛人数为560.1万人，场均2.3万人；境外播出覆盖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联赛品牌价值创历史新高，中超联赛媒体版权卖出10年110亿元。中超联赛荣获2018年度亚足联“最激励人心联赛大奖”，今年首次登上亚足联公布的亚洲联赛积分榜榜首。

青训有起色

中国足协要求从2019年起，中超、中甲俱乐部至少建设U19、U17、U15、U14、U13五级梯队，中乙俱乐部至少建设U17、U15、U14、U13四级梯队，并组队参加青超联赛。出台 《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建立“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级体育局青训体系、市级体育局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青训体系”五大青训体系为一体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布局国内、国际两类青训中心，构建 “五系一体、两心一赛”的足球青训体系。

同时，改革中国足协青训组织架构，建立青训总监制度，实施“足球青少年人才海外孵化计划”“百名青训外教下基层计划”和“娃娃足球工程”，完善青少年运动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政策，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根基。

中国足协开展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认定 (首批154家)，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达近7千家，四年增长近3倍。在捷克、西班牙和比利时建立3个国际青训中心，与省市合作共建33个青训中心(含14个女足专项青训中心)。

青超联赛建立以区域性、周末制、主客场为主的赛制，向社会和校园队伍开放，成为青少年足球人才发现和成长、足球文化培育和传播的重要平台。

中国足协执委马明宇预测：“从2009年龄段开始球员整体水平就很高了，能让人看到希望。”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中国足协等部门，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7月印发《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把发展校园足球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

截至目前，已在全国38万所中小学中遴选认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7059所，提前实现了《方案》中提出的到2020年设立特色学校两万所的目标，并设立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38个，遴选校园足球试点县（区）160个，布局建设“满天星”训练营80个，招收高水平足球队高校181所。

“足球外交”显成效

中国足协与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等21个国家和地区足协签署了合作协议，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今年与国际足联签署合作备忘录，成立联合工作组，全面深化在足球治理、技术发展、职业足球、竞赛管理、裁判培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足球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2017年和2019年两次成功竞选国际足联理事，成功申办2023年亚洲杯和2021年世俱杯，为我国足球改革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足协连续第二年获得“草根足球激励级协会”奖。王霜当选2018年亚洲足球小姐。武磊两次入选亚洲足球先生候选名单，并在西甲西班牙人队有不俗表现。

场地不断增加

截至2018年9月，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校园足球场地120960块。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要新建、改建、扩建6万块足球场，其中校园里4万块、社会上2万块。目前校园新建、改建、扩建3.2万块足球场，到2020年还将新增28545万块，将超出规划50%。

专业人才培养取得新成效

创新专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中国足协将C、D两级教练员培训下放各会员协会，释放了地方足协潜力，扩大了教练员培养规模。加强对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力度，为男女足职业球员举办教练员培训班。

加强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合作，成为亚洲第二个获得职业级教练员认证资质的国家协会。截至2018年底，中国足协共培训各级教练员48913人，其中职业级158人；各级裁判员人数也稳步提升，截至今年6月共有裁判员63671人，其中国际级31人、国家级329人。（未完待续）

困惑犹在

足改释放了大量红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老困惑或问题，多名采访对象认为改革并未完全按照《方案》推进。

去行政化不彻底

一位中超投资人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足协更像改革前的足球管理中心。包括U23、国家集训队在内的政策其实都是国家体育总局直接决策。程序上不科学，随意性太强，未经过专业层面论证。”

中国足协决定事情需要周期和程序。如果直接行政干预，人家会觉得足球市场动荡、混乱，不能体现《方案》一张蓝图画到底的思路。”一位中国足协内部人士说。

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表示，U23和外援政策一个赛季多次变化，给俱乐部造成困惑和负担。“政策变化太快，投资人根本不敢投资。”

受国家男子足球集训队训练营征召的球员放弃联赛，展开包括军事训练、拉练等内容的集训，长期集训却不练球。这种封闭训练的效果引起了一些社会质疑。

在谈到如何定位脱钩后的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关系时，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首先要提升中国足协的依法自治能力。“双方需要在整个足球战略上保持高度一致。中国足协在足球的重大事项、决策上，应充分与体育总局沟通，听取其在国家体育战略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职业联盟运营模式尚存分歧

中国足协日前宣布，职业联盟预计年底前成立，但目前尚无确切成立消息。据了解，职业联盟运营模式尚存分歧——公司模式或《方案》中提及的社团法人模式。

北方某中超俱乐部高管表示，如按公司模式运营，要有完整法人治理结构，并保证投资方利益。他期待联盟成立后能给俱乐部带来更多收益，提升俱乐部造血能力，减少对投资人依赖；建议把责权划分清楚，体现在足协抽调中超球员入选各级国家队等方面。

一位地方足协人士建议，要保证政策稳定性，否则联赛商业价值会打折扣。中超为国家队培养人才是重要任务，但前提是它是一个健康成熟的职业联赛，要有职业思维和方式。

体教融合需加强

多名采访对象表示，虽然中国足协、全国校足办展开一系列合作，但竞赛、人才壁垒尚存，体教融合需加强。

（1）竞赛壁垒

　训练不怕多头，就怕竞赛多头。体教之间有壁垒，资格限制，还有时间冲突。”某副省级城市足管中心负责人说。

2019年3月，全国校足办发布规定：“未经全国校足办审批公布的全国性赛事活动，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不能参加。非教育系统举办的竞赛（不包括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学生体育协会同全国校足办联合举办的竞赛）要提前一年申请，经全国校足办同意并公布后方可参赛。”

全国校足办相关人士称，现在校园足球的精英运动员疲于奔命。小学生、中学生被俱乐部拉出去长期比赛，违背教育规律。而多名职业俱乐部负责人却持相反观点：小球员非常需要高质量比赛，这一限制不利于他们锻炼提高。

参赛资格也有不兼容之处。某中超俱乐部领队介绍，在U13-U15年龄段（属义务教育阶段），小球员既是职业俱乐部梯队成员也是普通学校在校生。中国足协规定，所有入选梯队小球员须在俱乐部注册。而教育部门规定，对俱乐部注册球员参加教育系统的比赛资格有一定限制。

“很多俱乐部梯队孩子在学校读书，但不能代表学校参赛，学校无法通过比赛取得名次，使得俱乐部在与学校合作时受到很大阻力。”某中超球队领队说。

据了解，教育部门限制比赛资格，是因为俱乐部通常将梯队设在一两所学校，水平明显高出其他普通学校球队。如果放开资格，会影响其他学校积极性，不利于整个地区校园足球普及。不过目前也有地区取消部分限制，主要限制职业俱乐部整队建制梯队参加校园足球比赛。

职业足球淘汰率很高，一旦被淘汰，球员想重返校园但因注册问题而没有参加校园足球比赛资格，无法通过足球特长上大学。这让很多家长在是否让孩子从事职业足球上有顾虑。

为部分消除这种顾虑，教育部今年8月公布的《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足球项目预赛竞赛规程》，对参赛资格限制部分开放：对于在俱乐部注册的队员，在退出注册一年后可报名参赛。高中组报名不超过5人，上场不超过3人；初中组报名人数不限，上场不超过5人。

即使能注册参赛，后续升学仍有隐忧。多所高校在2019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中表示不接受参加（或报名）过中超、中甲、中乙联赛、足协杯及上述赛事预备队联赛及预赛的运动员报名。

打通上升通道的努力不容忽视。从2018年起校园足球夏令营省级和全国最佳阵容与等级运动员挂钩，一批学子因享受该政策而走入复旦、浙大、厦大等高校就读。

（2）人才壁垒

通常而言，教育、体育部门分别负责足球普及和提高，但界限开始模糊。

2018年，全国校足办遴选成立“满天星”训练营，选拔县（区）区域内学校优秀球员，派优秀教练到学校利用周末等课余时间组织训练和比赛，旨在使孩子不脱离学校、家庭、社会就能接受优质足球训练。

这一改变给一些基层教练带来困惑。中国足协在全国建立33个青训中心，不少城市既有青训中心又有“满天星”训练营。怎么协调？

中国足协打造的“五系一体”青训体系，职业俱乐部、校园足球、省区体育局作为其中三系，人才互不流通。足协青训负责人说，这是为了让各系都能培养后备力量，避免出现过去“一个队包打天下”的局面。

中国足协还规定，各级联赛职业俱乐部从U13年龄段建设梯队。对此，教育部门不少人认为过早让孩子进入专业体育违背成长规律。按照2021年全运会竞赛规程，足球项目首次设置U13年龄组。

“‘五系一体’人才不流通，俱乐部建U13梯队，省体育局也要建U13梯队打全运会。但小球员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部门不愿放人。”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说。

“学生都在学校里，但专业训练和保障在体育系统。体育部门认为教育部门在盲目抓提高，教育部门认为体育部门在插手校园足球。”一名资深足球界人士说。

为推动人才流通，全国校足办从2019年初开始与职业俱乐部合作，与申花、富力签订共建“满天星”训练营协议。

按照协议，俱乐部将技术力量和资源投入训练营所辖校园足球特色校训练、竞赛和培训；周末或节假日，选拔辖区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在青训中心或俱乐部基地集中训练；在不脱离学制和校园足球注册体系前提下，俱乐部可优先从区域选材。

全国校足办主任王登峰说，合作潜力已显现。“最近申花俱乐部青训总监给我介绍：他们通过组织校园足球竞赛选拔后备队伍，发现在浦东新区出现越来越多优秀后备人才。过去选不满，现在要超了，有太多好苗子可进入他的梯队。”

他说，与传统思路不同，“满天星”训练营把高水平教练派到各地，每个人负责某个区域优秀后备人才选拔培训。“孩子如果最后成为优秀运动员是没问题的，但绝大多数还是要回到国民教育体系。迄今教育部门还要帮体育部门解决优秀退役运动员安置。为什么？就是在原先体制下，运动员除了体育训练外，其他知识的获得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要换一种思路。”

陈戌源说，足协应向教育部门更多开放，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王登峰说，“满天星”训练营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大与足协、俱乐部和社会机构的合作。

全国校足办与中国足协共商一体化竞赛体系，共商赛历，双方已联合举办两届青超联赛和女乙联赛。

武汉市各级校园足球比赛规程均由市足协制定；武汉市所有中小学球员都在市足协注册；武汉卓尔俱乐部与武昌区教育局展开深度合作共建梯队；武汉市体育局和教育局合作为优秀球员打通从中学到大学上升通道。

中国足协执委、武汉市足协秘书长付翔说：“只有资源共享才能优势最大化。”

陕西省志丹县校足办和县足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使得志丹县体教部门在足球领域的合作较为顺畅。

中国足协执委马明宇称，校园足球普及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下一步重点应是提高。但精英训练所需的训练量和专业资源在学校很难实现，应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完善校园足球和专业足球间的衔接。

地方足协改革停滞

记者采访中发现，地方足协的体制改革总体停滞不前，两大阻力是“担心没有资源”和“自身缺乏造血能力”。

“地方足协职能是承办地方比赛、专业人员培训、办好职业俱乐部主场赛事等，这些恰恰需要政府支持。自负盈亏、自主运营听上去很好，但地方足协有多少资源能挣钱？青训要花钱，比赛不能收钱，注册不能收钱。指着裁判、教练培训赚钱就麻烦了。”某副省级城市足管中心主任说。

据了解，有些地方足协的市场开发主要靠政府购买服务，但现在地方财政也很紧张。地方足协是否具备造血功能的标志之一在于是否有自己的基地。有基地就能接训练、办比赛。

但脱钩后的基地归属尚无定论。“地方足协的基地属国有资产，落户地方足管中心。足改方案未具体说明，这个又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规定。脱钩后基地给足协的话，国有资产流失如何解决？”某地方足协人士说。

基层足协体系不完善是省级足协缺乏造血能力的另一重要原因。现在的体系是倒金字塔，中国足协很强，往下逐层减弱，县区多数没有足协。政策都没法推动，遑论服务？业内人士建议把市县级足协做好，城市足球有抓手，省级足协统筹协调。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称，近两年中国足协放缓了地方足协脱钩要求，提倡“调整改革、坚强组织”。但这一“放缓”让有的地方足协遭遇尴尬，因为当地的足协改革方案已经上报，要求撤销足球管理中心、足协实体化，编制办把编制已撤销，脱钩“卡”住了。编制没了，但因为未彻底脱钩，当地足协的所有规定须按事业单位要求执行。

“按现行规定，有钱也没法多发工资。事情又越来越多，明显感觉职工的积极性很难调动，已经阻碍进一步发展。建议符合条件的地方足协成熟一个脱钩一个。”某地方足协人士说。

从事足球15年的青岛中能集团董事长乔伟光认为地方足协要解放思想，不能“等靠要”，要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坚定走市场化路子，否则永远无法“破冰”。

许多地方足协做了积极尝试。江苏省足协秘书长林峰说，最重要的是从行政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他们定点吸收了一批企业会员，交纳会费后，企业会员可享受足协赛事服务费减半、培训班优先报名及定向办培训班等服务。

为推动基层会员协会建设，江苏省足协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对市县区协会在基础建设、人员构成、宣传等大项打分，将中国足协给予的足球改革试点地区经费按排名对市县区协会给予奖励。

成都市下辖的23个县（市）区均成立足协并成为成都市足协会员单位。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说，要发动广大足球爱好者的力量。“市足协与区县教体局牵头，组织一批爱好足球的志愿者去做。只要引导得当，他们非常有热情，很快就将组织体系构建成型。”他说，成都足协2018年组织20367场比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区会员协会。

多地足协意识到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重要性。山东省足协秘书长马军鸣说，山东打造的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把原来分散的赛事和培训、球员注册、信息发布、数据管理等服务集中起来。

“信息化平台最好还是中国足协来推，与各省现有平台对接，把全国资源打通。”林峰说。

五大问题困扰青训发展

（1）缺教练的基层青训

据中国足协统计，四年间，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B、C、D级教练培训人数增长近38000人。但足协技术部负责人称，由于基础过于薄弱，历史欠账太多，依然满足不了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俱乐部梯队快速增长的教练需求。

据介绍，基层教练短缺尤其体现在校园足球中，既有教练员证书又有教师资格证的足球教师非常稀缺。

“有一定足球专业背景，又上过大学，还懂教育的教练非常少。”足球特色校武汉新合道小学负责人表示，“去上大学的好球员基本不会学体育，毕业后愿意做基层足球老师的少之又少。”

重庆某特色足球学校一名教练符合上述标准。他坦言，任务多、待遇少的基层校园足球很难留住人。

“既要和其他老师一样正常上体育课，放学后带训练，周末打比赛，寒暑假都有比赛，基本全年无休。但工资和普通体育老师基本没区别。”该教练说。

“在编的老师，多发一分钱就是违规，学校也很难办，想不出太好的激励机制。”多家学校负责人表示。

（2）难监管的社会培训

许多学校通过购买服务与社会青训机构合作。据中国足协统计，四年间，全国各类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增长4968家。期间，也接连爆出聘请假洋教练、虚假宣传等负面新闻。

为何社会足球青训市场难规范？一名地方足协负责人称，开设培训机构无需在体育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批，足协对社会青训机构实际约束力很小。

北京某社会青训机构负责人说，真正有约束力的还是市场监管部门，但它们又没有专业审核能力。

为规范社会青训，中国足协在2018年开始展开全国社会品牌青训机构认证工作。截至2019年5月，全国共6951家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在中国足协申报系统注册的有816家。

（3）难赚钱的青训产业

近年来，武汉尚文集团下属武汉三镇俱乐部与武汉市足协共建02-11年龄段市级梯队。一部分在武汉市由外教进行培训，一部分送到西班牙长期培训。国内受训规模超过600人，国外超过110人，年投入上亿元。

集团董事长刘良斌算了一笔账：“一个年龄段梯队40个小孩，能有3到4个踢中超就是很高的成材率了。现在国内球员转会费限额2000万，最多也就卖8000万。实际上能有50%的收益就非常高了。”

某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认为，国内球员限价有利于抑制市场泡沫，但也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青训积极性。

多名业内人士称，至今仍未完善的经纪人制度对青训产业伤害很大。根据中国足协规定，球员在18岁前不能和俱乐部签职业合同，只能签培训协议。

“可能我培养了十年，最后快成材了。经纪人给家长拿钱，300、500万，家长根本抵挡不住诱惑，小孩就跟着走了。俱乐部层面抵挡青少年人才流失的办法不多。”刘良斌说，“我送去西班牙培训的孩子，根本不敢让他们在国内露面。必须要有制度防范经纪人挖墙脚。”

2018年1月，《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出台，旨在鼓励与保护长期致力于青少年球员培训的青训机构积极性。

“中超球员一年补偿50万，10年500万，和（球员被挖走）的损失相比差很远。”刘良斌说。

一家青训大户培训机构负责人说，虽然青训补偿制度起到一定作用，但目前追索难度依然很大。“一是阴阳合同、虚报转会费依然存在，培训机构没有官方渠道查询转会费，补偿金额与实际存有较大偏差。二是有些俱乐部对培训机构的青训补偿诉求置之不理。三是对恶意规避支付补偿的处罚不明确。”

他建议：“尽快与国际接轨，待完成补偿支付后，再办理转会手续。对于未按规定支付补偿或拒不配合的，尽快明确具体处罚措施。严厉打击阴阳合同及规避高额转会费行为。”

（4）有断层的竞赛平台

高质量的比赛是提高青少年足球水平的重要基础。中国足协从2017年推出青超联赛，旨在增加青少年比赛数量，提高竞赛水平。但近一年来，青超多次出现悬殊比分，引发关注。

某中超俱乐部副总经理介绍，这与许多低级别联赛俱乐部梯队现状有关。“中国足协要求建设五级梯队参加青超，很多中甲中乙俱乐部为了准入，就随便拉了一些学校队伍来参赛，或直接弃权。”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中小俱乐部不设梯队，只有通过硬杠杠督促他们完成梯队建设。青超的完善要一步步实现。

目前各种名目、不同单位组织的比赛多了起来，但高质量比赛还是少，个别国内顶尖青训俱乐部只有花钱到日本、韩国去打比赛。

除比赛质量外，恒大足校皇马外教团队竞训总监里卡多说，中国的青少年比赛在赛事组织和赛程安排上有欠缺。在欧洲，赛程安排提前很长时间就出来了。但在中国，比赛快开始了，可能还没拿到赛程。

鲁能足校副校长李学利反思，为什么足校没有培养出顶尖球员？结论是：球员培养从18岁到进入成年队这个阶段有断层。“球员18岁离开足校进入一线队，这个阶段需要有压力、有对抗、打高水平比赛。但球员在这个阶段基本在一线队坐板凳，预备队联赛质量又很低，在人才拔尖的过程中没有高质量比赛过渡。”

（5）待改变的评估体系

欧足联A级教练查斯·凯拉已连续4年为中国基层教练授课。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训教练对成绩如此看重。“青训工作的最终目标不是带队取得成绩，而是培养出优秀的球员。青少年培养有阶段性，以成绩为导向很容易陷入误区：错误的力量训练、过早固定球员位置、年龄造假。”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校长支持发展校园足球，自然希望学校取得名次，作为教练压力很大。”上海一名基层学校足球教练说。

“领导重视当然是好事，但领导天天追着你要成绩，问为什么没拿到冠军。让人很苦恼。”武汉某区教育局校园足球负责人说。

“现在全运会足球金牌增加了，年龄梯队变小。地方体育局有成绩压力，有些措施可能会揠苗助长。”某地方足协负责人说。

2017年，利物浦俱乐部青训负责人曾向记者介绍，他们并不看重带队成绩，而是通过长效机制跟踪球员成长，以评估教练的工作成绩。“我们评价青训教练的工作成绩是看他执教的队员在未来是否能为职业队、国家队效力，而不看他是不是拿了U16全国冠军。只有这样，教练才会将重心放在球员长期发展上。”

不少国内青训从业人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鲁能足校正在建立新的评价机制，通过引进大数据设备，对球员的身体、技术、心理成长进行测评。新机制下，教练员的业绩评价，不再依赖成绩，而更关注球员成长。

业内人士称，不光是教练业绩，评价学校业绩，体育、教育部门业绩的标准也要改变。